1984年，潮汕青年王璜生与其好友李毅一起骑车从汕头出发，辗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去追溯珠江的源头。他们或许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正处于’85美术新潮的前夜，其后，一场被认为受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影响，反叛单一化思想和艺术制约的青年前卫运动席卷中国。而在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另一种艺术探索的取向则是试图从中国的文脉之中找到可相比拟的立足点。走向西北，走向那曾被视作中国文化和精神象征的黄河和黄土高原便成为重要方式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面对民族危难之时那股“去西北”的艺术浪潮，他们一方面是出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因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风貌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而推进了艺术语言的变革。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赴西北的浪潮中，我们不难发现：总是以黄河和西北承担了中华民族溯源的任务；而在山河国族化的过程中，又主要以黄河、长江、长城作为凝固的象征符号。由此，我们不禁要问，那并未构成潮流的只身溯源珠江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王璜生的“骑行”个体性要更强，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青春的萌动，一种挣脱狭窄空间的诉求，一种对于本区域人文自然渊源关系的探索驱动。而作为艺术家，这自然牵动起由此而进行的艺术混合实验。之所以说混合，是因为这里面有由对景写生引发的水墨探索，也有不自觉的带有艺术和人类学综合性质的摄影，还有那随着步履记录所见所感的文本。如若将这种个体的“壮举”纳入到当时整体的文化情境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中的几重关系。其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新潮艺术上似乎并未拔得头筹，以广州为据点跃身其间的艺术家显得更加的观念化，而与全国的步调并不一致，自然也不属于后来所谓当代艺术史书写最闪耀的“弄潮儿”。那时的“小城文青”王璜生则在汕头折腾他的青年美协，又以“游学”的方式拓展视野、广结友朋，他同样不满足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而积极寻求变化。在这处于“双重边缘”境地者的视域中，一种区域-中心关系的网络逐渐形成。而“骑行”这一既根植于区域又带有强烈个体性的历险行动在年轻的王璜生那里烙下了深刻印迹，埋下了他后来掀起一个个由地方到全国的艺术行动的伏笔。

37年过去，这位从汕头到广州再到北京，人生和艺术的轨迹已经经历一个轮回的果敢的行动者，重返广东，并再次萌生溯源珠江的念头。而在本次的行动中，水墨的行迹表达，植物的采集、拓印，以及一路上所经历的地理和社会的变迁当然可以和37年前的文本及作品形成有意思的对照。这可谓是由一个跨时空的个体行动牵引出的社会人文进程的的鲜活档案，也是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一次充盈和深沉回视。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有一个横切面的比照，那就是当下整个政治地理文化格局的变动。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术运动中，“去西北”还是作为一个内在整体来应对外部冲击的话，现在的一些着眼边疆或区域的行动则带有鲜明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地缘政治特征。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沿着铁路，顺着河流，抑或沿循跨越边界的大山，众多的深入到社会和地域肌理当中的研究和行动在产生。它们牵涉东北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等区域的跨语际、跨文化的历史、政治、民族、传奇、想象等议题，正成为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焦点之一。王璜生的珠江溯源以及相关创作，也因由地理自然景象而传达出社会性和政治性隐喻；而他所推动的一系列巡展亦不是各大城市的巡演，而是顺着区域水系的生长线路行进，多少打破了常规的艺术展览的权力架构布局，让原本散落的、不均衡的板块联结到了一起。

曾经骑行使用的是单车，裹挟着汗水和青春肉身的律动，跋涉于蜿蜒的泥路；现如今以汽车飞驰于宽广的高速公路，一块块写有公里数的路牌不断从眼前飞逝，它们不仅记录的是路程的远近，还不断标示着“界别”，由此地到彼处。在这个社会秩序和心理秩序不断失衡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将自身定位于何处？对于一个个体，一个区域，乃至一个族群，一个国家而言，溯源，寻找那“源头活水”，既与往昔有关，又构成对于当下紧急时刻的回应。

———胡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