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2”巡回展经过了桂林、贵阳、昆明、广州几个站点之后，终于回到了王璜生的故乡——汕头，回到了行动的原点，回到初衷之地。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王璜生？”在汕头这个保守而开放，文商兼重之地，为何能走出像王璜生这样具有超前的全球眼光与开拓意识的中国美术馆学的重要推手与奠基者，他从小受到传统私塾式教育，笔墨纸砚、诗词歌赋似乎没能束缚他拥抱外面世界的愿力，更成为他异于别人的文化底蕴和修养。1984年对于他来说，的确是非常与特别的一年，之前，他还远走海南岛，并留下大量的写生作品，之后更是和李毅骑走桂粤贵黔，溯源珠江。海南岛之行可视作“珠江溯源”的前期排练，是适度的移情，从而让他下了骑行的决心。青年时期的每次出离，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满足，或是对于未来的不可控性的深层忧虑，这种忧虑来自于现实格局的挤压感和逼仄，也带着对某种既定预想中不断的模式重复的深深厌倦。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內迸活力被一部分敏感的人把握和并受其鼓舞，每种尝试性的行动都获得默认的合理性，于是，溯源故事从1984年开始，今天终于再次确认这次行动的意义并馈赠了荣誉。
“为什么是王璜生？”这个问题只有王璜生才能做出真确的回应，或许，离不开自我塑造的愿望和意志，离不开时代赋予的种种机缘以及在把握机缘时的果断与魄力，敢于博，敢于输，也输得起的不凡胸襟。时光悠悠，每次巡回站点的工作和相晤，都提供我的自省的机会——时间不会付托于虚无，每种用心的付出俱有回响，每道刻痕皆引证了人生丰富浑厚的质地，每次回眸重溯则为了抵抗衰老中的遗忘与对此在的珍视。今日之举何尝不是为了未来的预设。未知与已知的纠缠，才让有生多了悬念和讶喜。叙事从1984年开始了！
1984年王璜生和好友李毅结伴，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开始了漫长的“珠江溯源计划”。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年龄，充满一种“原力觉醒”式的象征意味。这种发愿式的行为，势必打破了原来在海滨小城汕头的行为模式，在精神上朝向远方的未知以及文化苦旅之中的诗意。
他们从汕头出发，经珠江出海口，横贯珠三角的河汊村野，深入广西的荒山老林，登越云贵高原莽岭，行程3300多公里，海拔落差2000米。通过写生、拍摄、写作、讨论、采样等手段，留下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带着年代、地域思维与个人的独特视角，生动而层次丰富地反应王璜生在个人背景（家庭与教育）与社会背景设定的经验框架中做出的选择，既可以看做是对规约的叛逆也可以判断为独立人格在自我认知的催发下的觉醒并付诸行动。当然，“骑走”和“溯源”，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来说既是青春激情的外化冲动，也包涵着“浪漫”与“文艺”的隐喻，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现场的年轻人，深刻感受到逐步激活的社会勃发的建设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深深受到文化寻根与思想解放对个体思想与生活的鼓舞，开始释放自我，敢于冒险式地致敬远方，目的也是为了在“不可能”与“可能”之间，通过挑战自我而达至开拓未来生活愿景的深入论证。
带有“波西米亚”色彩的行为，本身便具有了以青春之名垒构的象征意义——即是一种混杂着古典意识与现代主义的英雄主义情绪——希望通过一种浪漫的苦行来完成灵与肉的蜕变与升华。王璜生在自传式的《一个“小城青年”的路与思》一文中说到：“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挑战自己，叛逆生活，憧憬爱情，追寻‘梦中的橄榄树’。”生动而弥散着希望的芒光。
“挑战—叛逆—憧憬”这三个并置的动词预埋了“骑走”、“溯源”的情感线索，提前预设整个计划针对自我塑造未来人生的目标。行动即是一切，而对象则被压抑在第二层面，即是说，行动的意义比划定的区域的意义被优先考虑，肉身的磨砺直至精神的升华来自于行动而并非是地理空间，只有在这一认知中，才能把行动中的苦行气质凸显并予以放大，从而赋予了苦行哲学与宗教的意味。“溯源”与“骑走”构成了那个特定语境中相互表里的行为方式，既有中国古典文化意义“游”、“行旅”、“行万里路”的美学品格与蒙学意味，也携带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行为模式的年代变相。而不同的是“溯源”是基于文化寻根与自我意识的放大，在两个不同的文本中便体现出“我想”与“响应”的内在张力。所以，王璜生的“骑走”与“溯源”可以看做是特定年代青年个体意识觉醒而采取有限行动的特例文本，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个案式的、特别的生存记忆和质地得以保存。至于王璜生之所以选择珠江作为考察对象，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味，一是回避重复性地行走长江黄河，焦点过于集中与事件的从众化必然会抹煞个人行为的意义；二是从珠江作为广东的母亲河这个角度出发，以及个人生存与浸淫其中的文化的强烈关联性，来框定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范畴。地域与空间的意义在王璜生后续的实践中产生了新的位移，进而确定了地理选择的特定意义及预言性质。广袤的珠江流域，这和自行车与人的运动能力相比是极其悬殊的，也正是这种量与力的比对，通过强烈落差感完成一种戏剧性空间的“苦旅”与“壮行”，而路程中的种种未知与挑战同时也植入了行动的可读性、神秘感与并行的危机意识。与此同时，巨大的空间跨度造成的流域间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描述了珠江文化内在的开放与包容，每个区域对于珠江的认识也成为相互诠释、比对、解构与互补的有机结构。
珠江是一个在时空中不断“改道”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被塑造，被发现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宗教息息相关的概念，而未知的时间，又不断赋予关于珠江的定位及阐述。王璜生三十多年前骑走珠江溯源已然成为历史，而他在之后三十多年的文化实践中也不断为这段历史带入超越性的角度及行动语言的蜕化。2020年的疫情通过“暂停式”的集体休眠为整个社会疗伤，个人在不可控的社会规训中折返对自我的审视，而这次展览的策划，也是源于内观的结果——重新发现自我、重新出发，在生存的起承转合中重估韶华的启迪与昭告，从而赋予青春的行为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以及哲学的质地。疫情之后，王璜生再次走访了珠江源，并在珠江源采撷了各种植物标本并通过各种手段使其文本化，这个新的行为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他在三十多年以后采集了1984年的标本，时光在此折叠为某种诗意的怅然若失的重逢——时间并没有过去与消逝。应了《诗经·蒹葭》中“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的时空意象。
王璜生的“珠江溯源”之路一直在“骑走”着，通过他的社会文化实践及艺术创作，一直独立而带着“波西米亚”精神行走了三十多年。而这次巡回展览，即是一种高蹈于物理时空之上的神游与折返，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与珠江文化交集的对话档案。珠江溯源从三十多年前起步，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珠江介乎现实、历史与抽象之间，灌注太多的复式概念，也让珠江一直摆脱不了功用主义的荒诞面孔，而王璜生在今天所努力的，恰恰是寻找珠江內隐的文化与诗性的线索，与三十年前的青春苦旅遥相呼应。个人对于珠江的观察和解读或许更接近珠江内在的真实，心无旁骛的偏执或许更适合一个概念的描述与象征的建构，无论被记录下的是传说、寓言或是谣言，也许这一次次的行动，才无愧于生命原来被赋予的狂欢的本质。
孙晓枫
2020年10月25日重阳节
2024年4月4日清明节修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