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赵成帅

   艺术虫：我看到您在一个访谈中说“谈独立是一件太奢侈的事情”，在今天这个语境中艺术的独立精神和独立价值是不是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您认为这个语境中存在哪些层面的冲击？

    王璜生：“独立”这个话题可以有多重含义，从理想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人格、行为、对自己的责任，包括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能否真正达到我们理解中的那种“独立”状态，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更多的将“独立”理解为一种理想和精神，大家都在为之努力的理想。人必须要有一种独立的目标、一种向往中的灵光，在你的日常行为中有这样一种渴求，在渴求里面规划自身的行为。所以“独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向往，这种精神向往必须有所承担，尽管很难达到或者说很难被诠释得十全十美。我们总是以为，好象“独立”就是和周围环境有一种特殊关系，这是很难区隔清楚的，但是“独立”至少是一种精神向往的存在。其实“独立”在任何时期都是很难的，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面对的不同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更多的是很综合的东西，这里面既有很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艺术形态，也可能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等等，我个人认为当代艺术在当下所面对的是一个很综合的“场”，比如经济是一个方面，区域文化是一个方面，政治是一个方面，但更多的是我们自身对独立精神有没有一种追求和向往，然后你才能够去面对非常复杂的社会现实。

艺术虫：在这种综合的、复杂的语境中，您为什么选择了美术馆这个“项”，您认为美术馆在整个艺术系统中承担着什么作用？尤其是在艺术的独立价值的构建过程中。

王璜生：我一直坚持说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的文化服务平台，有几个关键词，第一“公共”，第二“文化”，第三“服务”。既然是“公共”的，那么它是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文化”这个概念是指有高度的文化，也就是说美术馆是在保护文明、保护文化、推动文化，如何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精神文化，如何推动当代文化的发展、当代人的精神财富的积累，这是美术馆的职责。这些文化最终应该服务于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服务社会？这是美术馆要努力的。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一种判断力和一种价值观，什么是应该保护和推动的？用什么方式去推动？在看似很日常的美术馆工作中去积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个总的支撑点就是按照更为学术、更为历史、更为公共服务的精神去做。公共服务精神并不是群众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更多的是指一种独立“异见”的存在，去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那么我想如果美术馆保有独立精神的话，就要既体现自身工作对学术、对独立精神的尊重，也要体现对社会独立精神的尊重。

    艺术虫：您觉得目前我们在美术馆这个环节上比较欠缺的一种品质是什么，是您所说的独立的判断力、学术人才还是制度建设，或者别的什么？

    王璜生：首先应该是机构独立运作的能力及其可能性的存在，因为文化机构的运作机制应该按照文化逻辑来完成，也就是说要在一个大的文化框架里发挥它的作用，不应该受到太多其他因素——比如非专业性的干扰，包括领导意见、利益协调、人际关系等，首先应该高度强调专业精神和专业的独立性。

    第二就是运作能力的独立。为什么国外美术馆的经济运作是由所谓基金会、董事会这样的组织来承担，然后由它聘请馆长来运作，并且他们要对馆长进行专业考量，将馆长或者美术馆的专业团队的整体运作放在前面，资金是用另外的途径来支持。所以现在中国官方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应该更好地去研究美术馆独立运作的能力，包括经济运作的能力、学术运作的独立性，而不是说既给钱又给规定，或者用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控制美术馆的专业运作。在中国的美术馆里，这两方面都是远远达不到的。

    艺术虫：在官方越来越多地以扶持的角色介入艺术的时候，不少人担心这可能是一颗糖衣炮弹，甚至是一种“招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化解这种危险？

    王璜生：我也挺担心，但是我所担心的并不是所谓的“招安”问题，而是政府是用什么样的政策和经济方式来介入当代文化的发展。因为我们也知道，政府现在很有钱，有很多的扶持项目，但是在选拔项目的时候，该怎样来评价项目？到底支持什么项目？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政策或者工作方式有问题，就一定会产生有问题的申报和成果。如果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没有相对的独立精神和专业精神的话，就会变成主动迎合，主动被“招安”，真正的当代艺术应更具有独立的价值观和精神指向，被招安的“当代艺术”不是我们认为的当代艺术。如果用所谓“招安”的说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招安”，而是主动“被招安”。

    艺术虫：在体制之外，民间力量一直扮演着反体制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民间的艺术江湖，也在往自我体制化的道路上走，越来越圈子化、江湖化、利益化，不知道您对以独立自居，但是越来越体制化的民间江湖怎么看？

    王璜生：我觉得民间这个指称是挺大的，因此并不是说民间就是“江湖”，其实体制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江湖”。当代艺术当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民间还是有在坚持、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东西。因此我并不把这一点说得特别可怕，我认为每个人，包括每个策展人、文化机构的人，还是自己把握好自己。如果你愿意变成“江湖”中的人，变成一个一个小圈子，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于历史来讲，我想终究会有某种判断的。

    艺术虫：在美术馆与公众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年初湖北美术馆推出的“再水墨”展览，引发的公众热议以负面声音居多，艺术界站出来说话的人好象很少。尤其是就当代艺术而言，在美术馆走向公众的过程中，您认为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哪些环节可能造成了上述状况？

    王璜生：我对这个事还没太多的了解，也不知道群众“吐槽”了什么。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对公众存有很大的信心，而且认为美术馆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培养出新的一个观众群、新的一种社会风尚。从我2002年在广东美术馆做“广州三年展”开始，第一届已经很当代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挺关注观众，尽管公众有不同的看法意见但，但还是挺关注的。一届一届做下来，到了第三届，使我很惊讶，无论从社会媒体到社会公众，都特别关注，展览的最后一天依然人山人海，整个展览过程中两个多月都是人山人海。所以并不是说公众不喜欢当代艺术，而且我们也做过调查，年轻人对当代艺术特别喜欢，对传统的反应倒不是那么热烈。那么我不知道武汉的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做美术馆的人，或者做美术馆展览有时候用什么方式是最重要的，用什么方式使公众去了解更多当代艺术或者是当代文化。我相信“再水墨”这个展览从作品的角度上讲应该是挺好的，虽然我没看到画册，听到这个展览，我相信还是可以的。我想用什么方式来跟观众进行交流，包括不同意见的交流，这都没问题，我认为美术馆在走向公众的过程中，公众有不同的反应，不应该太担心了。

    艺术虫：所以您对公众还是有信心的？

    王璜生：我个人一直挺有信心的，我在广东美术馆十来年，广州本是一个比较市民化的城市，不像上海那样“时尚”，北京那样“文化”，但是它又靠近港澳，喜欢港澳的东西，我觉得公众对当代艺术有比较热烈的反应，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之后，第四届公众照样在等待，因此我觉得这是已经培养起来的一种社会风尚、培养起来的观众，文化的东西是需要慢慢传播、推广的。

艺术虫：美术馆还是要放长线，但是去年有一个集中的现象：对青年艺术家的推广做的太多，青年艺术家被推的太快。您从美术馆的角度去主持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王璜生：我觉得对新一代艺术家的不断的关注是常态，并不是说是忽然、一阵两阵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一波又一波人就是这样被一个个“关注”推出来的。像当年新生代之后的一些个别的年轻艺术家，包括结合拍卖市场的推出都是不间断的。去年正好若干个机构都在做，但是也有不同的出发点。作为美术馆来讲，我认为我们首先是有责任去关注新一代的艺术家，并不在于推出个别青年艺术家，而是在关注“一代”，我用的是“新一代”。我们是在研究他们的生存方式、创作方式、创作特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相关的文化问题，是有针对性的研究，有出发点有态度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