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静：雅昌艺术网

1984年，王璜生28岁，工作的工厂已经很久没有正常发工资了，而他遇到了第一段感情。他突然想去走走，并且很快付之行动，他的伙伴是李毅。

“当时在小城里，我们一个画油画，一个画国画，考美院都没有成功。全国很多人在游走长江黄河，我们就想选一个没人或少人走过的。”他们选择的是珠江，“一来走的人很少，二来珠江跟广东也有点关系。”

接下来便是准备工作：研究路线，改造自行车，准备物资器材。
他们从邮电局的老前辈那里拿到了一厚本珠江流域手绘地图，乡县之间的距离都标注得非常详细；王璜生在机械厂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们帮他们改造了自行车，用铝板加固，还尽量不加重车身重量，为了防止车胎漏气，还给自行车轮胎里注进一种特殊的自补。准备好拍摄器材，胶片来源于汕头当地的公元厂。当年公元生产的黑白胶片不仅养活了潮汕乃至整个粤东的照相馆，还带动、培养出一大批摄影爱好者。

他们从汕头出发，经珠江出海口，横贯珠三角的河汊村野，深入广西的荒山老林，登越云贵高原莽岭，行程3300多公里，海拔落差2000多米。虽然已经预想到途中的艰苦，但是事实总是给人意外。

“出发两三天后开始感到辛苦，这时候还没有到深圳。进入广西西部之后，路就开始非常难走。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尽量靠近珠江主流，路势险峻。到了广西西北部天峨一带时，有时几乎全程用手推着车走，花了9个小时终于翻上高高的山头，才看到了下一个落脚点。”
尽管准备充分，也还是会有各种状况发生。

“在贵州境内，自行车坏了，到了当地修车店以后发现零件配不上。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和牛车，自行车用的很少。我们出发前往轮胎里加的那种自补胶，其实是一种高科技，轮胎有一点点漏气会自己补上。没想到，在广西段，轮胎直接爆胎了，轮胎里全是黏黏的胶。如果没有胶，还能自行处理补胎。后来只能把前轮和后轮进行调换，勉强支撑到了下一个目的地。”

一路走一路看，写生、拍摄的同时，王璜生还要坚持写日记，每隔一天就找邮局寄出，给为他们拍下出发照的女朋友：“画画、写日记一般都在晚上，日记平均每天一千多字。如果当天太累，就会在第二天补上，保证每两天寄出一封。很神奇的是，这些信无论在多边远偏僻的地方寄出，每一封都收到了。”

历经72天，王璜生和李毅完成了这段旅程。他们将自行车托运回汕头。通过写生、拍摄、写作、讨论、采样等手段，留下大量带着年代、地域思维与个人独特视角的资料。他们由此成为小城当年的焦点，受邀举办了“王璜生、李毅珠江溯源画展”。在展览前言中，他们写道：“假如问此行的意义和收获，我们会脱口而出地回答，我们深深地领略到了一种苦涩的美，一种苍凉之中包含着悲壮，荒漠之中显现着恢弘，艰苦之中体现着自由与生命力的美。”

在王璜生的中国画板块前，他将写在速写本扉页的那段话搬了过去：“我无意画一些赏心悦目、闲情逸致的画，以供自己吟哦玩赏或他人装点雅室，我要表达对人生的深切感受和沉思。我无意走一条平稳舒适、熙熙攘攘的路，以求得生之安稳和世俗的青睐，我愿在荒野僻岭间选择静寂艰苦的路。”王璜生还受邀在当地报纸连载了16篇。

两年后，王璜生北上求学，后来前往南京艺术学院深造，毕业后先后在广州、北京两地工作多年，在美术馆建设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在艺术创作上更加勤奋、精进。让王璜生重新回忆起往事，是因为今年在家中重新翻出了当年的日记。疫情宅在家里，他终于有时间细细整理、梳理这份尘封已久的回忆。

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书、办展的邀请后，今年8月，王璜生决定重走珠江源。这一次只用了两天：坐飞机到昆明，从昆明沿着路线开车前往珠江源，经过当年夜宿过的曲靖马过河。王璜生他们对在这里过夜曾写下难忘感受的文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已经骑行71天，到达曲靖后，当地水电局领导对我们大力支持，派人派车带我们上山。那条路非常难走，向导都容易迷路。加上那天暴雨刚过，路上是又厚又深的泥泞，吉普车都行走艰难。如果是我们骑自行车，估计只能扛着走了。”

等到了珠江源，王璜生发现这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里建起了房子，还有一些卖东西的小商店。当年那里是一片灌木丛。但是这一带也有很多东西保留了下来，当年看到的河边墟集和马市依然还有，当年是一只一只拴在河边木桩上，现在变成了一车一车地运过来，将马围着汽车栓一圈。

王璜生原本打算以“骑走”作为展览的主题，在他看来，这两个字足以代表他：骑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状态，而走，是永远在行走。而社会和生命是他艺术创作最为关注的问题。

Q：这次展览的布展非常有特点，墙面和空间展示的区分和配合非常有意思。在此次展览中，您一直有参与策展和布展工作，能仔细介绍一些吗？

A：此次展览是根据新书《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为蓝本策划的。书籍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媒介，读书可以很悠闲，看到哪里可以随时停止，而展览强调视觉。如何把一本书转换成一个展览，是有一点点考验人的。
此次展出的内容包括文字、绘画和摄影。有摄影师朋友帮我把部分黑白胶卷冲洗了银盐照片，质感非常好。但是在展厅看到那么多图片，也是很累人的。内容很多，展览要选重点。同时要按照时间线索，把内容串联成一个骑行路线，还要保证在视觉上不会很错乱。后来我们定下来的方案是，把书里的16个板块进行合并、删除，变成了13个板块，再把上墙的作品和空间展示的内容分开，每个板块后面会有一些简略的文字说明，而有些图像以视频的方式出现。
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墙面展示以作品为主，展厅中间以装置形成一个珠江水的路线图。这样既有平面作品，也有立体效果。考虑到要做巡回展，装置的材料由木框和有机玻璃组成，每个架子都有编号，有机玻璃可以收起来。

Q：此次展览中，除了您当年创作的绘画、摄影，还有一个专门的空间展示您今年重回珠江源创作的作品，请您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A：广西师大出版社提出要做展览时，我觉得，如果只是做以前作品的展示，这个展览是不完整也不过瘾的。一来，我对以前的作品不太满意，第二，我也不是专业摄影师，这些照片不能算是我的艺术作品。我要重新将当年的路再走一遍，做一个新作品，与当年形成一个时空上的对话。
当年在珠江源曾采集过植物标本，作为生命印记一种保留着。这次，考虑到珠江源植物丰富，及个人生命的跨时空呼应，决定做与植物有关的作品。最开始打算是以标本的形式来做，专门去云南植物研究院和种子博物馆参观学习。到了现场完成采集后，发现绿色的标本很漂亮，如果能以珠江源为背景，在现场留下有生命感的形态，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并没有带很多拍摄设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都是我用手拿着，由助手拍照。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在给每一个标本备注好详细信息后，我们把这些标本运回了工作室。拆开包装的时候发现，有些植物被自带的虫子吃光了，袋子里只剩下了一条肉肉的小虫。这是计划之外的小事，让创作充满了乐趣。创作进入新阶段，我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选择了用水墨的方式，以黑色为底，植物部分用白色加银色进行拓印。白色的好处是可以染，会晕开。效果意外地好，黑色和银色，一个浮上来，一个沉下去，有通透的感觉。

还有一项“种子计划”。将珠江源的种子，通过公众的参与把种子传播出去，种下去。他们发回的照片，我们会在巡展中进行展示，成为这个展览的一部分。

Q：您在展览里再次展出了扉页上写的一段话。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在很早之前就对自己的人生和艺术做了注脚？

A：那其实只是我当时一个很真实的想法，至于是不是成为我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一种暗示，我也不知道。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确实还是喜欢更为独立地去做一点东西，还是不喜欢那个熙熙攘攘大家都走过的路。

Q：这次展览跨越了36年，跨越了不同的时代。您对于展览所呈现的时间性，怎么看？

A：我对于价值判断一直抱着开放的态度。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都有不同，这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必要去强求什么。我们这代人的坚守和理想，没必要要求我的儿子来坚持。这些坚持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自觉。

时代在发生一些变化。通过这个展览，不同时代的我也在进行着一个对话。这种对话，让我看到之前的单纯美好和可爱。我们现在也许变得老练，变得有点“油”，但还是依然“文青”。我们曾经坚持的东西也在不断的挣扎中有所变化。毕竟时代在变，我们不得不变。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文青”的变。

Q：此次新书发布和展览，都和您再次翻开日记有关。再次翻开重读，有哪些感触？

A：在拿出来看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写过这些东西。骑车那么累，还要面对一个幻影见不着的“情人”，大谈艺术与生活是什么，写实与抽象是什么之类的东西。看到当年的一些想法，会觉得太幼稚了，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但是反过来想想，天真也挺好的。从日记到书，很多内容都被删掉了。有时候写得很长，很啰嗦。但是有些细节还是重新唤醒了我曾经的感触。

比如说在煤矿的那一段。我们跟着矿工下矿井，爬过非常泥泞的矿道，下到了作业平台，一转身看到矿工们雪白的牙齿。他们跟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一下眼泪流出来了，特别感动。我们爬过去确实有些辛苦，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这样又闷又热有黑的地方干辛苦的活，反过来笑呵呵跟你说“你辛苦了”。这种反差带给人很多感动。 在矿区，我们晚上去矿工俱乐部参加舞会，跟矿工们聊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非常阳光。

我们现在去看待那个时代时，会提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确实沉重的东西很多。但是阳光的东西也确实存在。那时候的人有一种单纯的阳光，开朗面对生活的这种单纯，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我在一个壮族小村庄遇到一位小学教师。他带着我们一家一家去访问，最后到了他的家里。他说，他在研究壮族文字和壮族语言学，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值得好好挖掘，他谈得很具体。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遇到这样的人与讨论，这也很让我难以忘怀。

还有，我们一路上考察了很多水利工程。骑行活动获得了广东珠江水利委员会的支持，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考察沿路水利情况。水利建设是当时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我们一路上领略风土人情，还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建设。我遇到一个汕头老乡，他大学毕业后就成为了工程师，一直在水利建设的前线工作，工地换了一个又一个。他很骄傲地介绍，哪些水利工程是他建设，原来是怎么样，现在变成怎么样了等等，很自豪！后来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说是“家”，但是房间里都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好像随时准备搬家。他带我们进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罩在电视机上的布打开，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家里唯一的一件摆设。他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好玩”的事情，他以前睡在工地帐篷，早上起来发现，被窝里有一条被自己压死的蛇。估计是蛇喜欢暖和的地方，趁他们睡着了偷偷爬进去。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很自豪，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Q：1984年这段骑行经历，对于您的人生来说有何意义？

A：当时骑走时并没有想太多，就是想感受生活，了解更多的生活，挑战生活，在挑战中磨练自己。现在回头再看这一段经历，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样的路，有这样的行为，这些与后来的“我”又有什么关系。

当年走这段路，就是在找寻个人理想，追求个人心中的橄榄树。这是一种很朦胧的理想。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70多天的骑行，还要画画、拍摄，还写下了这么多文字。如果没有坚持，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是对毅力与意志力的锻炼，这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家里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坚持，要勇于挑战。也与我喜欢阅读尼采和杰克·伦敦的作品有关。我那个阶段特别喜欢看杰克·伦敦的小说。在小说《热爱生命》中，一个美国西部淘金者与寒冷、饥饿、病痛以及野兽搏斗，最终走出了困境。这种生命在艰苦环境下的坚守，对我理解人的意志和毅力来说，影响很深。我在后来的人生中，总会去挑战和坚持一些东西。
我1990年硕士毕业到广东的岭南美术出版社工作，当时大形势对当代艺术还比较疏远。我策划一个专题，采访了当时在北京圆明园的艺术家，探讨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创作状态。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对于圆明园艺术家的称呼很多，比如流浪艺术家、自由艺术家、北漂艺术家等等，同时间有杂志以流浪艺术家为题的报道未能出版。我用的是 “个体艺术家”。广东当时很流行个体户的说法，这好像受到政策鼓励，因此，我的《创造与生存：北京个体艺术家访谈》就顺利发表了。在挑战的同时，我还是经过了很多考虑。
包括我后来去做美术馆工作，也是寻找我的“橄榄树”，寻找美术馆的理想，如何实现规范化管理，如何提升专业化的水平，如何坚持学术的独立与思想的开放等等。每一步都是尝试、挑战和坚持。一个人做成一件事是相对容易的，但要坚持做好一系列的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放弃。我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只要想去做的事，我会想办法把事情做成，也努力做好。

Q：有人说您的珠江溯源之旅是您后来很多创作的源头。这样表述准确吗？

A：艺术创作的“源头”是很多方面的，况且“源头”的前面还有“源头”。在骑行珠江之前，我还有两次类似经历。
1974年，我大约17岁。哥哥在常州上班，回家探亲，返程带着我一起出去了，途中经过并游历了苏杭一带。后来，我一个人继续北上。先去青岛找一个朋友，然后从青岛去泰山。我跟父母说了计划后，他们很担心。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泰山还没有成为旅游景点，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为了省钱，我路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火车上过夜。从济南到泰安其实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到泰安车站时刚过12点，离明天早上5点爬泰山还有将近5个小时，就在火车站的木头凳子上睡觉了。那时候正好5月底6月初，车站里不冷不热，结果睡到一半醒了，身上很痒。仔细一看，从墙壁到我睡觉的木凳，臭虫们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彼此招呼着来享受我这“美餐”。
泰山之行结束后，我就去了北京。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跟我同龄的人。与他一起住在他的宿舍，晚上也经常聊天。之后，我们经常通信，聊生活、社会、政治等，后来在他的引见下，我认识了星星画派的马德升、黄锐那些人，还见到了北岛、江河这些当时非常活跃的诗人。这两拨人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特别大。我后来画出了那幅表现渤海2号钻台翻沉时间的作品《为了不能忘却的教训》，都是受他们影响而完成的。后来调动工作到北京时，曾经有很多人问我，在广东干的好好的，为什么还要想来北京。其实，当年北京对我青年时期的影响，是我后来移居北京的主要原因之一。前几年我去巴黎时还特意去找在当地定居的马德升，当年他拄着拐杖走在星星画会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移居海外后出了车祸，现在身体很差，但是谈起艺术与诗歌时，他两眼发亮。
1981年，我一个人去了三峡“漂荡”，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从一个小村庄走到另外一个小村庄。当时出门还要带着证明。有一次我到了巴东，在当地住了一个小旅店，费用很便宜，一个晚上就两三毛钱，住的大部分都是挑夫，大家睡一个大通铺。半夜公安局派出所来查证明，大家全部站起来排队接受检查，一个个都是光着膀子光做头，除了我。第二天我去洗漱，刷牙之后再洗脸，过程中有两个人一直站在我的身后，等我洗漱完了要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说，牙刷借我用一下好不好？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Q：您总是会用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做作品做展览，地缘性和在地性也成为您的多个标签之一。我们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特别吸引您的原因。

A：不管是不是艺术家，每个人都离不开在地性，也离不开民族性。 我的第一篇跟现代美术有关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思潮》1986年第一期，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题目是《现代艺术：模糊化的民族性与多样化的个性》。现在大家都在谈民族性，有一种观点是，学太多西方会让我们丧失民族性。但我的观点是，民族性不用担心，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无论我们怎么去学习西方，我们自身的主要基因还是民族的，而民族的也会不断地适应与转化。
我对在地性的理解就是，我们在每个区域生长，自然会带有这个区域的某种文化特点。就像我一直带有广东口音。 这种东西不用过多担心会它的丧失，我反而认为这种在地性的东西，会丰富社会的多样性，也可能引导走向更开放、更开阔的文化格局。

​Q：您在2017年曾说会更多地去投入艺术。这几年，从您的创作和展览都可以看到您的不断推进。您的创作非常多元化，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讲，您最想解决的问题和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A：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对社会问题的介入。 首先，我还是比较强调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社会和现实的介入，表达作为艺术家应有的思考。再有，我也希望，这种介入能够拓展到对生命的更开放的表达和关怀。社会是由生命构成的，在社会里所感受到的包括边界问题、呼吸问题都与生命有关。
这次重访珠江源的作品，跟珠江源植物有关。一方面是想跟以前的珠江源创作有所呼应，跟这个世界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标本其实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怎么样把生命的本源呈现出来，这也是我希望做到的。

Q：您一直在强调自己“小城文青”的身份。当下“文青”这个词的评价比较两极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词？

A：“文青”这个概念暗含着我们这代人的某种感受和特点。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比较单纯，也爱用一种文化去“装饰”生活与生命，或者想要去追寻一种东西。至于这种东西是不是切合实际，是否真正发自内心，还是外在社会想要你去展示的，这就比较复杂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我用“文青”的概念，也是在指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幼稚和天真。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有某种想要去做的东西，有一些文化的追求。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代人还一直在作用着。所以，我们很难像年轻人一样轻松的生活，他们即使失去什么也很自在，无所谓。而我们想要很多面子和很多样子。很难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约束和追求。“文青”其实应该是一个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年轻的心、年轻的人。

Q：谢谢王老师！